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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复五年春，刚刚稳定下来的大明江山，忽然又变得风雨飘摇起来。倒不是因为奕詝、奕欣这对贼心不死的活宝弟兄。这个时代还不是后世的民国，造反叛变的时候都要发一通通电，弄得天下无人不知，有时候还会打一阵“电报战”，用通电骂街。眼下还木有那么好的通讯条件，电报什么的，库伦和西宁的人们别说用了，连见都没见过。所以他们造反的事情，应天方面一连好几个月都不知道，直到当年夏季才晓得奕欣造反，到秋季的时候才知道大清朝又回来了！
而在春季，真正搅动人心的却是报纸。报纸这个东西应该算是朱济世自己带到中国的。他在香港办的《大公报》当年就是一份强烈鼓动反清的**刊物。虽然知道报纸宣传的厉害，但是朱皇帝并没有在占据广东之后采取严厉的新闻管制，而是允许一定限度的新闻自由。迁都应天之后，又在颁布的《钦定大明宪法》中明文规定了新闻自由的尺度——不得反对皇帝，不得危害大明国家安全，皇帝有权下谕实现新闻管制。稍后，朱济世又在鸿儒院下设立了新闻司，专门负责新闻审查。他怎么做倒不是在效仿西方的新闻自由，而是为了获得一个不完全受官僚控制的了解各地情况的通道，眼下的大明到处都是封建官僚，如果再实行严格的新闻管控，皇帝早晚被蒙蔽成瞎子聋子。
不过在随后的两年中，大明新闻界一直没有给朱皇帝和官府找什么麻烦，甚至歌功颂德的内容占了报纸的主要篇幅——那些大清tiáo教出来的儒生士大夫即使当了报纸编辑，还是非常小心翼翼的。直到敢于仗义执言的《清流报》的出现，大明报界才开始不断试探朝廷舆论管制的底线，试着批评起了朝廷的某些政策法规。当然，以《清流报》为代表的一批“批评派”报纸主要的标靶，还是大明腐败黑暗的官场，毕竟好皇帝被贪官蒙蔽的故事早就入了人心。
到了光复5年春，随着一批上京请愿的山西名流抵达应天，向朱济世递上了“请调苗党离晋行晋人治晋折”，山西巡抚兼提督凤台郡公苗沛霖这个贪官兼军阀便在一夜之间成了舆论风口浪尖的人物了。
包括《清流报》、《士子报》、《正气报》、《士林通讯》一大批自命清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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